《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为“最新司法解释”）自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81次会议、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四届检察委员会第28次会议通过，于2025年8月26日起施行。该司法解释废除了原司法解释的规定，顺应新时代下犯罪衍生出的新型样态，实现罪责刑相适应。本文主要是就该最新司法解释对关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犯罪”一些主要内容作出解读。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通常简称为“掩隐罪”，刑法理论亦称为“赃物罪”），其主要是针对“帮助销赃、藏匿赃物以及使用其他方式妨碍公安、司法机关利用赃物证明犯罪人的犯罪事实，妨害刑事侦查、起诉及审判活动正常开展”的行为。

  本罪的行为主体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单位，但需要非常注意的：由于掩隐行为的本质是对本犯的掩饰、隐瞒，因此对于本犯的掩饰隐瞒行为缺乏期待可能性，所以本犯不构成掩隐罪的行为主体。

  本罪的行为对象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原司法解释限定为“通过犯罪直接得到的赃款、赃物”，但最新的司法解释第一条已明确“通过犯罪得到的赃款、赃物或其他财产性利益”，删去了“直接”二字，同时也明确“财产性利益”可以作为掩饰、隐瞒的对象。

  所谓“财产性利益”是指有形财物以外无形的财产上的利益，包括增加积极利益以及减少消极利益，其本质特征是具有经济收益权，可合法交易、可量化，且能通过折算为货币衡量其价值。

  本罪的构成要求行为人通过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等方式掩饰、隐瞒赃物。其中“等方式”是指采用任何方法，使司法机关难以发现赃物、难以追缴赃物或者难以分辨赃物性质的，均有可能构成本罪。新司法解释第一条对这些行为进行了部分列举“如居间介绍买卖，收受，持有，使用，加工，提供资金账户，将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通过转账或者其他支付结算方式转移资金，跨境转移资产等。”

  4.本罪的责任要素：掩隐罪的责任形式为故意，要求行为人必须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这一“明知”要素也是掩隐罪与帮信罪区分的重要因素。帮信罪只是要求行为人明知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而掩隐罪不仅要求明知是犯罪，还要求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收益。

  另外，关于“明知”这一要素，张明楷教授在其《刑法学》一书中载明，“应当知道是赃物”不属于“明知是赃物”，但是对“明知是赃物作出类别化区分，分为明知肯定是赃物和明知可能是赃物两种”。然而最新司法解释第二条对于“明知”进行明确，包括“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但同时也明确强调“慎用推定”。如果行为人的解释有合理性且无法被证据否定，即便客观行为可疑，也不宜贸然认定其知情或者应当知情。判断的因素主要根据行为人所接触、接收的信息，经手他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况，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种类、数额，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转移、转换方式，交易行为、资金账户的异常情况，结合行为人的职业经历、与上游犯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供述和辩解等综合审查判断。

  新司法解释出台后，除了增加了“财产性利益”、删去了“直接”、确定“明知包括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等以外，还有以下几点需要格外的注意：

  旧司法解释第一条中对于掩隐罪入罪的情形进行了部分列举式的规定，但而新司法解释将其删去，同时在第四条增列了“配合司法机关追查上游犯罪起较大作用的”作为从轻处罚的情形。究其本质是由于掩隐罪的保护法益是司法秩序，通过该司法解释传递立法精神，要求在对掩隐罪定罪量刑时充分考量“妨害司法秩序程度”。

  针对上游犯罪不影响掩隐罪认定的情形，新司法解释第十条进行明确规定，只要上游犯罪事实存在，不要求是不是已经依法裁判，上游犯罪行为人是否到案，行为人是否死亡、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等，均可以认定掩隐罪。

  3.将“认罪、悔罪并退赃退赔”的要求修改为“认罪认罚并积极努力配合追缴犯罪所得及其收益”

  “退赃退赔”并不等同于“积极努力配合追缴犯罪所得”，“积极努力配合追缴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还包括提供向办案机关提供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信息，此处应当不论该信息是否为办案机关已经掌握，即便客观上帮助作用有限，但是该行为即足以体现出行为人主观上积极努力配合，认罪态度良好。

  旧司法解释对于“情节严重”的认定属于机械地仅仅以数额大小作为标准予以认定，然而新司法解释采取了区分上游犯罪类型、提高部分数额标准及附加必要情节条件的双重限定模式。该修改主要是为了处理实践当中量刑倒挂的问题，某些上游犯罪的“巨大数额”标准可能高于10万元，例如职务侵占罪、非法采矿罪等，达到几十万元才在量刑上属于重刑档，而若下游掩隐罪不加区分一律以10万元一刀切即认定“情节严重”，也许会出现下游犯罪反而比上游本罪更容易触发重刑的倒挂现象，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第三百一十二条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油气、破坏油气设备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五条明知是盗窃犯罪所得的油气或者油气设备，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加工、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与盗窃、抢劫、诈骗、抢夺机动车相关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明知是盗窃、抢劫、诈骗、抢夺的机动车，实施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定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五）提供或者出售机动车来历凭证、整车合格证、号牌以及有关机动车的其他证明和凭证的；

  （六）提供或者出售伪造、变造的机动车来历凭证、整车合格证、号牌以及有关机动车的其他证明和凭证的。

  实施第一款规定的行为涉及盗窃、抢劫、诈骗、抢夺的机动车五辆以上或者价值总额达到五十万元以上的，属于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情节严重”，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二条伪造、变造、买卖机动车行驶证、登记证书，累计三本以上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以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定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伪造、变造、买卖机动车行驶证、登记证书，累计达到第一款规定数量标准五倍以上的，属于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规定中的“情节严重”，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三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有以下情形之一，致使盗窃、抢劫、诈骗、抢夺的机动车被办理登记手续，数量达到三辆以上或者价值总额达到三十万元以上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以滥用职权罪定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二）指使他人为明知是登记手续不全或者不符合相关规定的机动车办理登记手续的；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疏于审查或者审查不严，致使盗窃、抢劫、诈骗、抢夺的机动车被办理登记手续，数量达到五辆以上或者价值总额达到五十万元以上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以玩忽职守罪定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前两款规定的行为，致使盗窃、抢劫、诈骗、抢夺的机动车被办理登记手续，分别达到前两款规定数量、数额标准五倍以上的，或者明知是盗窃、抢劫、诈骗、抢夺的机动车而办理登记手续的，属于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很严重”，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实施上述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四条实施本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一款或者第三款规定的行为，事前与盗窃、抢劫、诈骗、抢夺机动车的犯罪分子通谋的，以盗窃罪、抢劫罪、诈骗罪、抢夺罪的共犯论处。

  第五条对跨地区实施的涉及同一机动车的盗窃、抢劫、诈骗、抢夺以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行为，有关公安机关可以按照法律和有关法律法规一并立案侦查，需要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核检查起诉、提起公诉的，由该公安机关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受理。

  第六条行为人实施本解释第一条、第三条第三款规定的行为，涉及的机动车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属于上述条款所称“明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六条掩饰、隐瞒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上游犯罪的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构成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洗钱罪,同时又构成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七条明知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犯罪所获取的数据、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所获取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控制权，而予以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违法来得到的五千元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定罪处罚。

  实施前款规定行为，违法来得到的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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